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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4年12月，正当日军大举进犯广西，桂（林）、柳（州）、邕（南宁）相继沦陷之际，中共党员侯甸同志（未公开身份）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，通过各种关系，到果德县（解放后同平治县合并为平果县）任县长。他以国民党县长的合法身份，在我地下革命同志赵慨民、黄翰文、潘贵臣等的参与下，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领导果德人民，开展革命斗争，为党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
1944年11月底，南宁第二次沦陷。当时，赵慨民、潘贵臣是假释的政治犯，在国民党参议会候案。黄翰文也刚从衡阳国民党集中营逃回来。他们三人的行动都失去自由。南宁沦陷的消息传来，果德县人心惶惶。国民党官员们更是惊恐万状，坐立不安。赵、潘、黄三人利用国民党官员忙于逃命，放松了对他们监视的有利时机，和地下党领导人黄泽浓取得了联系。他们根据黄泽浓的指示，深入群众，了解敌情，探知前果德副县长、民团副团长蒙斌带着家小和一帮人，挑着东西，鬼鬼祟祟来到马头街上。当天，蒙斌一伙就和马头街的流氓、赌棍苏德明一起窜到薜萝村为巢穴，组织了以韩房、韩松、姚振荣、韩宝番、韩有为为骨干的汉奸集团，派人四处活动，积极筹建“维持会”，强迫群众捐粮献款，以迎接日本强盗的到来。赵、潘、黄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想到自己身为“政治犯”，联络其他同志十分困难，如何对付蒙斌这伙汉奸集团，心中没有个谱，感到万分焦急。
此时，黄翰文接到新任果德新县长侯甸从果化发来的邀请信，大意是：“本人过去没有到过果德，人地两生，特邀你到果化会晤，以便咨询情况，开展工作……”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，使赵慨民、黄翰文、潘贵臣感到诧异，认为侯甸受命于战乱之中，到任伊始，就秘密约邀一向同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作对的“政治犯”会面，看来他并非等闲之辈。黄翰文决定冒着风险去和新县长面谈，相机行事。第二天早上黄翰文赶到果化，在商会馆里和侯甸相会。当时，侯甸三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温文尔雅，平易近人，丝毫没有反动官僚趾高气扬、奸诈阴险的架势，热情地接待了翰文，询问了果德的历史沿革、地理形势、人情风土和政治现状。在交谈中，翰文小心谨慎，“只说三分话”，边谈边察言观色。侯甸诚恳地表示，此次到果德当县长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想做点有益于百姓的事。翰文觉得他出言不俗，就谨慎地试探，粗略地提到蒙斌组织汉奸集团一事。侯甸听罢，十分愤怒，表示要认真调查，严厉惩办。他要求翰文组织志同道合的人，和他密切配合，严惩这个汉奸集团。
过了两天，侯甸率其随行人员从果化赶到县城，布告到职视事。此后，侯甸与赵慨民三人秘密地建立了联系。黄泽浓、黄翰文等汇报后，立即召开会议，研究决定我地下革命同志，要与侯县长密切合作，尽快消灭蒙斌这伙汉奸。黄泽浓强调说：“看来，侯县长不是我们的同志，也是我们的同路人，所以，凡是他所做的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，我地下革命同志都要全力支持。”
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在侯县长的亲自指挥下，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侦察工作，终于全面掌握了蒙斌一伙的罪行和活动规律。侯甸决定，时机一成熟，立即把这个汉奸集团一网打尽。侯甸通过各种关系，和国民党驻军一五九师多方联系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。几天后，赵慨民接到侯甸的紧急通知，要他在一天之内测绘好薜萝村的地形图，同时，要找几个向导，隐蔽在县城待命。第二天晚上，一五九师派出一团的兵力，由副师长倪鼎垣和该团团长钟世谦率领，侯甸派县府秘书梁梅恩和县参议会议长黄乃光随军襄助，刘绍武师长与侯甸坐镇师部，与部队保持电话联系进行指挥。这个团由我们派去的6个人为向导，星夜向薜萝村疾进，于拂晓前完成了对该村的正面包围。天亮后，蒙斌一伙发觉村边尽是军队，慌忙退上村后的高山密林岩洞，躲藏顽抗。经过一整天的围困、搜捕，并采取攻心战术，向躲匿的乡民喊话，终于在当天捕获了蒙斌、韩宝番、韩永超、韩有为等10人，同时，又在县城将姚振英、苏德明逮捕，全部解到一五九师师部关押。
蒙斌一伙在押时期，姚振英亲属以及同蒙斌同流合污的一些人，曾筹款项，企图向一五九师的办案人员行贿保释，妄想放虎归山。但是侯甸为了尽快剪除这个汉奸集团，一方面向刘师长等部队首脑力陈蒙斌等人无恶不作，民愤极大，必须迅速军法审判，绝不能移送广西地方当局，一方面暗示赵慨民等深入民间，秘密发动群众向师部投送控告信，请求对这伙十恶不赦的汉奸从严惩处，不可轻纵。与此同时，赵慨民又冒着风险，在国民党县党部张干事的支持下，抓获了女特务韦菊秋，侯甸亲自审讯了这个女特务。在证据面前，她供认了与蒙斌的特务关系。侯甸趁热打铁，与一五九师会审了所有在押的汉奸犯。蒙斌这伙汉奸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，一一低头认罪。这样，一五九师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，接受了侯甸的意见，报经第二方面军（司令官张发奎，驻百色）军法总监部批准，于1945年1月27日，把蒙斌等13个汉奸分子，押至县城北门，执行枪决。汉奸剪除，民心大快。
在锄除蒙斌汉奸集团的战斗中，赵慨民、黄翰文、潘贵臣等和侯甸进一步相互了解，心照不宣地了解到他的政治身份。他们觉得，他的言行、品质和作风，和当年黄书祥（东兰县人，共产党员，1929年12月曾任果德县长）一样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。
日本侵略军打进广西后，广西第四行政专员公署（治所南宁）大小官员慌忙逃命。1944年10月，他们把专署的很多公物、大批文件和私人物品“疏散”到果德县新圩乡公所保藏，并指派一个姓黄的（人们称他“黄统计员”）负责保管。同时，果德县中的许多仪器，也搬到那里存放。1944年11月，日军占领南宁，果德县人心惶惶，闹得满城风雨。黄统计员和新圩乡长潘世芳趁着时局混乱，把其中大部份贵重的东西偷走。黄、潘为了逃脱罪责，一面有意放松对新圩乡公所的警戒，一面放风说，不久之后，日本就会打到这里，这些东西将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，一些见钱眼开的人，又乘机混水摸鱼，明偷暗抢了一部分东西。附近的群众见此情况，就连夜打着火把，结伙到那里去哄抢东西。当晚不知是谁，失火烧了新圩乡公所的全部房子。第四专署的公物、文件之类和果德县中的仪器全部烧毁。黄统计员则向上谎报，说“专署的公物、文件全被土匪聚众抢劫，纵火烧毁”。
事后，第四专署专员李画新暴跳如雷，气急败坏地派来100多个荷枪实弹的人，到新圩恐吓群众，说如果他们不赔偿损失，交回抢去的东西，就要把这一带烧尽杀绝。眼看一场大灾难就要降临新圩群众的头上，参加哄抢的许多群众，非常害怕，被迫逃上山避难。侯甸得知情况，非常着急，决心妥善处理这一事件，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他立即找赵慨民等商量，认为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就会使许多群众遭殃，迫使一些人跟卢世好、韩松、韩房等上山为匪，这对我们抗日工作是不利的。据此情况，侯甸提出了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，黄统计员是首犯，必须严办；其他参加哄抢的群众，只要能揭发检举首犯的罪行，交还抢去的东西，就不追究其责任。侯甸从群众的利益出发，挺身而出，顶住来自第四专署的压力，巧妙地应付李画新一伙，他向他们“保证”：果德方面一定能妥善处理此案件，把首犯捉拿归案，加以严惩。他派出赵慨民等到新圩去，调查研究，做群众的思想工作。这样，参加哄抢的群众吃了“定心丸”，情绪稳定下来了，他们纷纷写了“悔过书”和“检举信”。揭发了首犯黄统计员和潘世芳盗窃的罪行，并交回了一些实物。侯县长向第四专署报告了案情，提出处理意见：这批财物，绝大部分是黄统计员和该乡乡长潘世芳所盗窃，是罪魁祸首，应该严惩；附近的一些群众，受到黄、潘二犯的诱惑，才前来参加哄抢的，他们只拿到一些坛坛罐罐之类的东西，在哄抢中，失火烧了乡公所的房子，并非有意纵火所烧，事后且能承认错误，检举首犯，交回赃物，故不必追究他们的责任。第四专署同意了侯甸的意见。侯甸亲自与隆安县府交涉，将潜逃回老家的黄犯逮捕归案，尔后，他和梁梅恩、陈匡时二同志亲临新圩乡召开群众大会，说明首犯已经逮捕归案，再不追究新圩乡亲们的责任，要求大家放下思想包袱，安心生产，抗日救国。侯甸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妥善地处理了这一案件，使许多人避免了倾家荡产之灾和杀身之祸，人们非常感谢他，称赞他是和百姓心心相印的“父母官”。至今，新圩的父老，还念念不忘侯甸的恩德。
果德县自1943年以后，境内的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、土匪恶霸李连枝、麻崇本、黄忠全、黄新荣、卢世好、韩松、韩房等人，乘着时局混乱，互相勾结，无恶不作。他们大肆贩卖鸦片，开设赌场，打家劫舍，拐卖妇女，贪污勒索，弄得这一带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侯甸任县长后，决心在适当时机，祛邪扶正，严惩这些害人虫。1945年6月初，黄翰文被选为果德县参议长。侯甸和黄翰文多次研究严惩这帮暴徒的办法。翰文根据黄泽浓的意见说：“我们要集中力量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”侯甸说：“目前我们的力量，还比较薄弱，不宜四面出击，必须讲究策略，各个击破，分批剪除”。于是，根据各匪的罪行和能量，拟定先后缓急，分次惩办的办法。第一炮，先向有权有势的感圩乡长李连枝、德旺乡长黄新荣下手。李、黄原是上任委派的乡长，侯甸到任后，虽知他们作恶多端，民愤极大，但投鼠忌器，一时不能撤免，而且考虑到法办一个现任乡长，应当名正言顺，有罪可治，有法可依。经过缜密调查，确知李连枝吸食鸦片成瘾；黄新荣勒索乡民，贪污有据。遂于1945年8月间，分别通知李、黄来县府述职为名，乘其抵达县府，即下手令把李连枝、黄新荣立刻扣押，关进监狱，待审讯后依法严办。在与地方邪恶势力的斗争中，侯甸非常注意斗争策略。如麻崇本近20年来，一贯与人民为敌，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，许多同志主张“擒贼先擒王”，杀之而后快。侯甸考虑到，麻匪力量强，与上头的反动势力勾结得很紧，时机尚未成熟，就急于干掉他，这样会打草惊蛇，也容易暴露自己。于是就“提升”麻为军事科长，调虎离山，把麻置于自己监视之下，以束缚其反革命的手脚。
侯甸初到果德时，果德监狱里关押着200多个犯人。上任后，他采取实地调查，个别询问的办法，了解犯人的案情，还重点查阅了近百人的案卷，对于证据确凿的为害人民的刑事犯罪分子，坚决量罪惩处，毫不心慈手软，对于无辜被关押的群众和“政治犯”，一律释放回乡，还下令释放了一位爱国华侨。果化有个姓凌的中年人，只因其叔当年参加了红七军，就被关进了监狱。侯县长查清案情后，当即把他释放回家。侯县长在任职期间，先后释放了六十多个无辜被关押的群众和“政治犯”。由于他爱憎分明，秉公执法，百姓对他非常敬重，称他是真正的“包青天”，
侯甸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，敢于同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。锄除蒙斌汉奸集团之后不久，驻扎在这里的一五九师撤走了，临行前，某些士兵抢群众的财物搬上军船，扬长而去。侯甸行知，带领县警，赶到河边，对着已经开到河中心的军船高声质问：“你们为什么抢走百姓的东西？你们赶快返航，把抢去的东西统统归还原主，不然，我们就开枪！”一五九师的官兵只好把船划靠岸边，把抢去的东西全搬上岸来，归还了原主，才灰溜溜地赶路。侯甸十分注意处理好民事纠纷案件。1945年秋，革命根据地那豆屯黄华林和陈忠恒因财产等问题，发生了矛盾。黄华林指使人把陈忠恒打伤，陈到县府告状，扬言要报仇。侯甸调查后，知道这个事件涉及到很多人，如果处理不妥或不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亲自出马，找来了黄华林、陈忠恒，苦口婆心地说服他既往不咎，和好相处。妥善处理了纠纷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和流血事件的发生。
侯甸在果德工作期间，认真注意抓好两个工作：一是注意抓好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。他利用“扩大纪念周”、“总理纪念周”等机会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、方针政策，宣传“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”的道理。1945年6月，他在县直机关里，组织了由进步职员、学校教师组成的歌咏队，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等抗日歌曲。这支歌咏队，由黄翰文任队长，侯县长任名誉队长。潘贵臣、黄吉忠、王菊志等为队员。歌咏队的建立，既活跃了机关学校的政治生活，又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。1945年8月，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，这时，国民党的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宣扬说：日本之所以投降，是因为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。侯县长在各种集会上，驳斥这种论调说：“中国抗日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，主要是中华民族坚持八年抗战的结果，是和各国人民，特别是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分不开的。当然，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，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。”二是注意抓好教育工作。侯甸非常重视教育工作，在许多集会上，他反复强调教育工作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我们国家之所以这样落后，文化落后是其中的重要原因，要使果德由贫穷落后的县变成先进富裕的县，就得先把教育工作搞好。”因此，他常到学校里去检查工作，尽可能多拨一些经费给学生使用。
1945年11月，侯甸同志被调离果德县，到横县任县长。他在果德工作期间，正值国内外阶段矛盾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、非常复杂的时候。在国民党统治区内，豺狼当道，民不聊生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侯甸同志置身这样险恶的环境里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沉着冷静，勇敢坚定，领导果德人民同日本汉奸、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，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
1944年11月底，南宁第二次沦陷。当时，赵慨民、潘贵臣是假释的政治犯，在国民党参议会候案。黄翰文也刚从衡阳国民党集中营逃回来。他们三人的行动都失去自由。南宁沦陷的消息传来，果德县人心惶惶。国民党官员们更是惊恐万状，坐立不安。赵、潘、黄三人利用国民党官员忙于逃命，放松了对他们监视的有利时机，和地下党领导人黄泽浓取得了联系。他们根据黄泽浓的指示，深入群众，了解敌情，探知前果德副县长、民团副团长蒙斌带着家小和一帮人，挑着东西，鬼鬼祟祟来到马头街上。当天，蒙斌一伙就和马头街的流氓、赌棍苏德明一起窜到薜萝村为巢穴，组织了以韩房、韩松、姚振荣、韩宝番、韩有为为骨干的汉奸集团，派人四处活动，积极筹建“维持会”，强迫群众捐粮献款，以迎接日本强盗的到来。赵、潘、黄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，想到自己身为“政治犯”，联络其他同志十分困难，如何对付蒙斌这伙汉奸集团，心中没有个谱，感到万分焦急。
此时，黄翰文接到新任果德新县长侯甸从果化发来的邀请信，大意是：“本人过去没有到过果德，人地两生，特邀你到果化会晤，以便咨询情况，开展工作……”这突如其来的新情况，使赵慨民、黄翰文、潘贵臣感到诧异，认为侯甸受命于战乱之中，到任伊始，就秘密约邀一向同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作对的“政治犯”会面，看来他并非等闲之辈。黄翰文决定冒着风险去和新县长面谈，相机行事。第二天早上黄翰文赶到果化，在商会馆里和侯甸相会。当时，侯甸三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温文尔雅，平易近人，丝毫没有反动官僚趾高气扬、奸诈阴险的架势，热情地接待了翰文，询问了果德的历史沿革、地理形势、人情风土和政治现状。在交谈中，翰文小心谨慎，“只说三分话”，边谈边察言观色。侯甸诚恳地表示，此次到果德当县长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而是想做点有益于百姓的事。翰文觉得他出言不俗，就谨慎地试探，粗略地提到蒙斌组织汉奸集团一事。侯甸听罢，十分愤怒，表示要认真调查，严厉惩办。他要求翰文组织志同道合的人，和他密切配合，严惩这个汉奸集团。
过了两天，侯甸率其随行人员从果化赶到县城，布告到职视事。此后，侯甸与赵慨民三人秘密地建立了联系。黄泽浓、黄翰文等汇报后，立即召开会议，研究决定我地下革命同志，要与侯县长密切合作，尽快消灭蒙斌这伙汉奸。黄泽浓强调说：“看来，侯县长不是我们的同志，也是我们的同路人，所以，凡是他所做的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，我地下革命同志都要全力支持。”
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在侯县长的亲自指挥下，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侦察工作，终于全面掌握了蒙斌一伙的罪行和活动规律。侯甸决定，时机一成熟，立即把这个汉奸集团一网打尽。侯甸通过各种关系，和国民党驻军一五九师多方联系，取得了他们的支持。几天后，赵慨民接到侯甸的紧急通知，要他在一天之内测绘好薜萝村的地形图，同时，要找几个向导，隐蔽在县城待命。第二天晚上，一五九师派出一团的兵力，由副师长倪鼎垣和该团团长钟世谦率领，侯甸派县府秘书梁梅恩和县参议会议长黄乃光随军襄助，刘绍武师长与侯甸坐镇师部，与部队保持电话联系进行指挥。这个团由我们派去的6个人为向导，星夜向薜萝村疾进，于拂晓前完成了对该村的正面包围。天亮后，蒙斌一伙发觉村边尽是军队，慌忙退上村后的高山密林岩洞，躲藏顽抗。经过一整天的围困、搜捕，并采取攻心战术，向躲匿的乡民喊话，终于在当天捕获了蒙斌、韩宝番、韩永超、韩有为等10人，同时，又在县城将姚振英、苏德明逮捕，全部解到一五九师师部关押。
蒙斌一伙在押时期，姚振英亲属以及同蒙斌同流合污的一些人，曾筹款项，企图向一五九师的办案人员行贿保释，妄想放虎归山。但是侯甸为了尽快剪除这个汉奸集团，一方面向刘师长等部队首脑力陈蒙斌等人无恶不作，民愤极大，必须迅速军法审判，绝不能移送广西地方当局，一方面暗示赵慨民等深入民间，秘密发动群众向师部投送控告信，请求对这伙十恶不赦的汉奸从严惩处，不可轻纵。与此同时，赵慨民又冒着风险，在国民党县党部张干事的支持下，抓获了女特务韦菊秋，侯甸亲自审讯了这个女特务。在证据面前，她供认了与蒙斌的特务关系。侯甸趁热打铁，与一五九师会审了所有在押的汉奸犯。蒙斌这伙汉奸在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，一一低头认罪。这样，一五九师在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下，接受了侯甸的意见，报经第二方面军（司令官张发奎，驻百色）军法总监部批准，于1945年1月27日，把蒙斌等13个汉奸分子，押至县城北门，执行枪决。汉奸剪除，民心大快。
在锄除蒙斌汉奸集团的战斗中，赵慨民、黄翰文、潘贵臣等和侯甸进一步相互了解，心照不宣地了解到他的政治身份。他们觉得，他的言行、品质和作风，和当年黄书祥（东兰县人，共产党员，1929年12月曾任果德县长）一样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。
日本侵略军打进广西后，广西第四行政专员公署（治所南宁）大小官员慌忙逃命。1944年10月，他们把专署的很多公物、大批文件和私人物品“疏散”到果德县新圩乡公所保藏，并指派一个姓黄的（人们称他“黄统计员”）负责保管。同时，果德县中的许多仪器，也搬到那里存放。1944年11月，日军占领南宁，果德县人心惶惶，闹得满城风雨。黄统计员和新圩乡长潘世芳趁着时局混乱，把其中大部份贵重的东西偷走。黄、潘为了逃脱罪责，一面有意放松对新圩乡公所的警戒，一面放风说，不久之后，日本就会打到这里，这些东西将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，一些见钱眼开的人，又乘机混水摸鱼，明偷暗抢了一部分东西。附近的群众见此情况，就连夜打着火把，结伙到那里去哄抢东西。当晚不知是谁，失火烧了新圩乡公所的全部房子。第四专署的公物、文件之类和果德县中的仪器全部烧毁。黄统计员则向上谎报，说“专署的公物、文件全被土匪聚众抢劫，纵火烧毁”。
事后，第四专署专员李画新暴跳如雷，气急败坏地派来100多个荷枪实弹的人，到新圩恐吓群众，说如果他们不赔偿损失，交回抢去的东西，就要把这一带烧尽杀绝。眼看一场大灾难就要降临新圩群众的头上，参加哄抢的许多群众，非常害怕，被迫逃上山避难。侯甸得知情况，非常着急，决心妥善处理这一事件，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他立即找赵慨民等商量，认为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如果处理不好，就会使许多群众遭殃，迫使一些人跟卢世好、韩松、韩房等上山为匪，这对我们抗日工作是不利的。据此情况，侯甸提出了处理这一事件的原则，黄统计员是首犯，必须严办；其他参加哄抢的群众，只要能揭发检举首犯的罪行，交还抢去的东西，就不追究其责任。侯甸从群众的利益出发，挺身而出，顶住来自第四专署的压力，巧妙地应付李画新一伙，他向他们“保证”：果德方面一定能妥善处理此案件，把首犯捉拿归案，加以严惩。他派出赵慨民等到新圩去，调查研究，做群众的思想工作。这样，参加哄抢的群众吃了“定心丸”，情绪稳定下来了，他们纷纷写了“悔过书”和“检举信”。揭发了首犯黄统计员和潘世芳盗窃的罪行，并交回了一些实物。侯县长向第四专署报告了案情，提出处理意见：这批财物，绝大部分是黄统计员和该乡乡长潘世芳所盗窃，是罪魁祸首，应该严惩；附近的一些群众，受到黄、潘二犯的诱惑，才前来参加哄抢的，他们只拿到一些坛坛罐罐之类的东西，在哄抢中，失火烧了乡公所的房子，并非有意纵火所烧，事后且能承认错误，检举首犯，交回赃物，故不必追究他们的责任。第四专署同意了侯甸的意见。侯甸亲自与隆安县府交涉，将潜逃回老家的黄犯逮捕归案，尔后，他和梁梅恩、陈匡时二同志亲临新圩乡召开群众大会，说明首犯已经逮捕归案，再不追究新圩乡亲们的责任，要求大家放下思想包袱，安心生产，抗日救国。侯甸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，妥善地处理了这一案件，使许多人避免了倾家荡产之灾和杀身之祸，人们非常感谢他，称赞他是和百姓心心相印的“父母官”。至今，新圩的父老，还念念不忘侯甸的恩德。
果德县自1943年以后，境内的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、土匪恶霸李连枝、麻崇本、黄忠全、黄新荣、卢世好、韩松、韩房等人，乘着时局混乱，互相勾结，无恶不作。他们大肆贩卖鸦片，开设赌场，打家劫舍，拐卖妇女，贪污勒索，弄得这一带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侯甸任县长后，决心在适当时机，祛邪扶正，严惩这些害人虫。1945年6月初，黄翰文被选为果德县参议长。侯甸和黄翰文多次研究严惩这帮暴徒的办法。翰文根据黄泽浓的意见说：“我们要集中力量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”侯甸说：“目前我们的力量，还比较薄弱，不宜四面出击，必须讲究策略，各个击破，分批剪除”。于是，根据各匪的罪行和能量，拟定先后缓急，分次惩办的办法。第一炮，先向有权有势的感圩乡长李连枝、德旺乡长黄新荣下手。李、黄原是上任委派的乡长，侯甸到任后，虽知他们作恶多端，民愤极大，但投鼠忌器，一时不能撤免，而且考虑到法办一个现任乡长，应当名正言顺，有罪可治，有法可依。经过缜密调查，确知李连枝吸食鸦片成瘾；黄新荣勒索乡民，贪污有据。遂于1945年8月间，分别通知李、黄来县府述职为名，乘其抵达县府，即下手令把李连枝、黄新荣立刻扣押，关进监狱，待审讯后依法严办。在与地方邪恶势力的斗争中，侯甸非常注意斗争策略。如麻崇本近20年来，一贯与人民为敌，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，许多同志主张“擒贼先擒王”，杀之而后快。侯甸考虑到，麻匪力量强，与上头的反动势力勾结得很紧，时机尚未成熟，就急于干掉他，这样会打草惊蛇，也容易暴露自己。于是就“提升”麻为军事科长，调虎离山，把麻置于自己监视之下，以束缚其反革命的手脚。
侯甸初到果德时，果德监狱里关押着200多个犯人。上任后，他采取实地调查，个别询问的办法，了解犯人的案情，还重点查阅了近百人的案卷，对于证据确凿的为害人民的刑事犯罪分子，坚决量罪惩处，毫不心慈手软，对于无辜被关押的群众和“政治犯”，一律释放回乡，还下令释放了一位爱国华侨。果化有个姓凌的中年人，只因其叔当年参加了红七军，就被关进了监狱。侯县长查清案情后，当即把他释放回家。侯县长在任职期间，先后释放了六十多个无辜被关押的群众和“政治犯”。由于他爱憎分明，秉公执法，百姓对他非常敬重，称他是真正的“包青天”，
侯甸非常关心人民的疾苦，敢于同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作斗争。锄除蒙斌汉奸集团之后不久，驻扎在这里的一五九师撤走了，临行前，某些士兵抢群众的财物搬上军船，扬长而去。侯甸行知，带领县警，赶到河边，对着已经开到河中心的军船高声质问：“你们为什么抢走百姓的东西？你们赶快返航，把抢去的东西统统归还原主，不然，我们就开枪！”一五九师的官兵只好把船划靠岸边，把抢去的东西全搬上岸来，归还了原主，才灰溜溜地赶路。侯甸十分注意处理好民事纠纷案件。1945年秋，革命根据地那豆屯黄华林和陈忠恒因财产等问题，发生了矛盾。黄华林指使人把陈忠恒打伤，陈到县府告状，扬言要报仇。侯甸调查后，知道这个事件涉及到很多人，如果处理不妥或不及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亲自出马，找来了黄华林、陈忠恒，苦口婆心地说服他既往不咎，和好相处。妥善处理了纠纷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和流血事件的发生。
侯甸在果德工作期间，认真注意抓好两个工作：一是注意抓好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。他利用“扩大纪念周”、“总理纪念周”等机会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、方针政策，宣传“中国必胜，日本必败”的道理。1945年6月，他在县直机关里，组织了由进步职员、学校教师组成的歌咏队，演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、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等抗日歌曲。这支歌咏队，由黄翰文任队长，侯县长任名誉队长。潘贵臣、黄吉忠、王菊志等为队员。歌咏队的建立，既活跃了机关学校的政治生活，又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。1945年8月，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，这时，国民党的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宣扬说：日本之所以投降，是因为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。侯县长在各种集会上，驳斥这种论调说：“中国抗日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，主要是中华民族坚持八年抗战的结果，是和各国人民，特别是苏联人民的支援和帮助分不开的。当然，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，加速了日本侵略者的投降。”二是注意抓好教育工作。侯甸非常重视教育工作，在许多集会上，他反复强调教育工作的重要性。他说：“我们国家之所以这样落后，文化落后是其中的重要原因，要使果德由贫穷落后的县变成先进富裕的县，就得先把教育工作搞好。”因此，他常到学校里去检查工作，尽可能多拨一些经费给学生使用。
1945年11月，侯甸同志被调离果德县，到横县任县长。他在果德工作期间，正值国内外阶段矛盾、民族矛盾非常尖锐、非常复杂的时候。在国民党统治区内，豺狼当道，民不聊生，处于白色恐怖之中。侯甸同志置身这样险恶的环境里，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，沉着冷静，勇敢坚定，领导果德人民同日本汉奸、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，为党和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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